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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盐业史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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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利之兴 起于宿沙

  在讲述淮盐历史时,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

  话说得似乎不错,也不乏精辟的概括力和隽永的文采,可是,这十二个字的出处,却十分模糊。因此,在现代学者的著述乃至官修史书的行文里,只好用“古称”或“俗有”一类的文字一笔带过。所以,它对淮北盐业历史的证明,犹如淮地盐场的谣谚“两淮盐,天下咸”以及“海州地,财路旺,海鱼、淮盐、水晶矿”一样,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是一个朦胧的状态。

  对于最早的一位煮盐者的寻觅,198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盐业史略》中称,据当代学者袁珂的《中国神话传说辞典》指述:“炎帝时,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

  这句用来表达两淮盐业史的第一条材料,虽然所引的文献,时代过晚,证力单薄,却也能代表求索派一家之言。

  夙沙又名宿沙,东汉人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卷十二里依据世本十五篇的记录,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古者,宿沙初作鬻海盐。”从此,宿沙的身份是学问人争论的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有人说,宿沙是齐国齐灵公的臣子,如《太平御览》引宋衷的《世本注》说:“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渔盐之利。”

  而罗泌的《路史注》则说,宿沙是炎帝的诸侯。之后又有人说,宿沙是黄帝的大臣;还有人说,宿沙“盖当神农之世”……就是说,宿沙的身份虽然一直受到多方的关注,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却十分有限。

  宿沙煮盐的效益之显和影响之大,也由此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宿沙这样的才干一定是被三皇五帝之类的圣贤所重用。

  1941年任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家会员”、1947年“兼代两淮盐务管理局局长”的淮安人何维凝在他的著述中综裁前人的纷纭众说,认定“盐利之兴,起于宿沙”,甚至认为黄帝时代诸多战事的起因,多与争夺盐利相关。

  何维凝相信,宿沙是四五千年前黄帝时代的煮盐人。

  淮盐的最早记录

  被认为是上古历史文献汇编的《尚书》里,《禹贡》篇中记录的海盐生产,是有别于古史传说的真实可信的历史:

  “海岱惟青州,厥土白,海滨广斥,厥贡盐稀,海物维错。”

  分析一下《禹贡》所记述的九州的地望、物候可知,九州之中,除了青州,徐州以及扬州与盐产和盐运、盐销都相关。所以《两淮盐法志》的《历代淮鹾考略》就《禹贡》的这一段载述明确地认定:

  “明不仅青州封内,实已括后世淮海之场,然则淮盐之原,当始于此。”

  该志的卷五在提出这一推断的同时,认为“九州接壤连圻,犬牙交错”,并且明确指称:

  “汉琅琊郡”有“海曲、赣榆……东海郡亦有海曲……海曲今为海州……后徙莒有盐官……海滨者,东海之滨。”

  在赣榆相继发现的西周时期的盐仓城遗址以及在青口盐场发现的煮盐遗迹,皆属齐国的南境,正是《禹贡》以及《两淮盐法志》所载史实的实物验证。

  赣榆县境内分布着长期归属淮北盐场的许多古老海滩,这些盐滩附近的西周乃至春秋战国遗址与依附于农业耕作的盐民聚落紧密相关。依靠农作物和丰厚的植被支撑着的煮盐经济堪称淮盐产制的最早生产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遗址逐渐演变为大型的盐仓,著名的盐仓城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他的古遗址还有在赣榆县城西十四公里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发现陶鬲的苏青墩;在赣榆旧城东北角,出有绳纹灰陶罐片的后大圹;在盐仓城遗址西北的庙台子遗址;在海头镇歇马台村东北的大台子遗址;在班庄镇前集村南二百米的茅子庵遗址以及在柘汪镇东500米的大辛庄遗址……

  与这一地区早期盐业经济和盐政相关的遗迹,还有一枚保存至今且完好无损的官印,文曰:“琅琊盐佐。”阳刻大篆,布白雄浑,书势古朴,当为先秦两汉时期淮盐盐政的实物见证,也是迄今为止盐史文献的发现中,最早的淮盐官印。

  晏子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佳蒲,舟鲛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照晋人杜预的注释,《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所说的“祈望”是官名,孔颖达也认为“祈望”是祭海、主海的官。他的职责与海盐的监制和缉私相关,但此类官印至今尚无可靠的发现。盐官印“琅琊盐佐”当是对这一空白的珍贵填补。

  《禹贡》中关于“青州”“贡盐”的记录,也证明了盐税征收的开始,正如何维凝先生在《中国盐政史》的《唐、虞、夏商之际·征榷》里所说:

  “税法之起始于贡,禹承尧命别九州,任土作贡,青州盐贡,为盐税起源。”

  当然,这块土地也曾先后被郯、齐、吴、越、楚等割据政权所占据,在今属淮北盐场的这块盐利富饶的土地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在竭尽全力刮取煮盐之利,以充实军需,力图霸业。

  其间,吴王阖闾的煮盐一直受到盐史学者和方志家的重视。《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以及编写淮盐历史的学者都不愿意丢弃这一条材料。但是,由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没有完整地审视原文,转述者多没有像《史记》在《货殖列传》里那样将吴王阖闾与春申君以及吴王濞相提并论:

  “彭城东海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绘以北,俗则齐……”

  这里,《正义》的解读是:

  “朐……县在海州。”

  “……吴自阖卢、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也。”

  所以,有较为充分的材料证明,在周代的邦国之中,开发海盐业最早的区域还是包含了时属齐国海滨的琅琊、今为淮北盐场的一部分。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陈述齐国强盛发展而称霸的经济基础时,列举了盐业的功劳:

  “武王已平商而天下,封师尚父于齐……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国基以固,户口殷庶,遂为大国。”

  一度想杀掉管仲的齐桓公终于听从了鲍叔牙十分睿智的劝谏: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管仲“设轻重渔盐之利”,“瞻贫穷,禄贤能”,受到齐国人的称赞。

  从此,齐国世守管仲关于盐政的主张。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记载,春秋末年,鉴于当时的“法制递变,流敝寝多”,齐国设置了看守煮盐的燃料资源“山林”、“草地”的官职以及专门守护海产的“祈望”之官,以守护盐利,即所谓:

  “海之盐蜃,祈望守之”。

  战国时代,齐国仍以“盐利之饶”富称天下,《战国策》醒目地记载了苏秦对齐国经济中盐业规模的评价:

  “齐必致渔盐之海。”

  而据《史记·张仪列传》,另一位主张连横的政略家张仪同样密切地关注盐利在经济社会中非同一般的地位。以至于,他极力主张“献渔盐之地于秦以危赵”。齐国的“渠展之盐”,与楚国的“黄金”同为享誉天下的镇国之宝。

  春秋战国时期,淮盐的生产完全附属于农业。《管子》的《地数》篇对此有颇为详尽的介绍———

  经过君王的批准,人们可于农闲时节,砍伐枯萎的草木,作为煮盐的燃料,从冬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正月为规定的淮盐生产期,而到阳春农事正忙的季节,像禁止修墓、垒墙以及禁止大夫修筑宫室、装饰台榭一样地禁止煮盐。

  煮盐的燃料之获取,须得到君王的准许,煮盐的工具、灶丁的食物可以用实物于集市交易而得,而煮出的盐,不得占为己有,必须向政府缴纳,再靠政府发还煮盐的生产成本,或由政府通过富户的“称贷”,以解决盐民的工本。

  由于制盐技术和工具设备的极度简陋,这种制盐的生产方式沿用了很久。

  春秋战国时盐的专卖

  春秋战国时期淮北地区的盐产品,均由政府统一收购,当盐产量不足以供给当政者所管辖地区之消费时,也由当政者从外境收购来补充,反之,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盐可以再输入其他缺盐的列国。

  输入邻国的盐,既能免去关税甚至营业税,使邻国获利,又能稳定本国的物价,正如何维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运用邻封之盐以供本国盐产之不足,兼取赢于缺盐之国,转以增加齐国的收入。”

  何先生推论的文献依据正是《国语·齐语》:

  “通齐国之盐于东莱,使关市稽而不征,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

  食盐的配销制度十分严谨,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淮盐销售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当政者计算老百姓吃盐数量的细致和精密,丝毫不亚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施行于全中国的粮食配销制度。管仲的《海王篇》这样说: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此其大历也,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

  食盐配销的定量、定额具体到性别、年龄。

  春秋时期,产盐的地区首数齐国,另有燕、晋。而梁、赵、宋、卫等均不产盐。管仲在《地数篇》、《轻重篇》里皆详尽地论述了齐国海盐外销的经济方略:

  “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信……请以令糶之梁、赵、宋、卫、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守围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齐国海盐外销策略不仅带来1万多斤纯金的大利,且为强国称霸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时为齐之南境的琅琊地区,淮盐的运销情状,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盐利的获取,主要是官营专卖的加价,当政者靠赚取收购的成本与专卖售价之间的差额。当年,曾有三种方法用来核定盐的价格,皆是用每斤、每升、每釜的加价数额,再考量全国的户数、人数,以计算全国共能获得的盐利金额。

  不能否认,是海盐销售的暴利,滋长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无休止的贪欲乃至称霸的野心。

  管仲在齐国将“薄税敛,轻刑罚”作为“国之大体”,认为租税不宜过重,强调富民的重要,是值得赞许的。

  《江苏盐业史略》在《秦以前的江苏盐业》里说:

  “为了确保盐税的收入,春秋时期便制定了严厉的盐法。如齐国的法律是,私卖盐的人要受到‘鐽左趾’的处罚,戴上6斤重的枷锁……”这是将汉代的事情写到齐国来了。

  当然,在盐政上的考量,管仲是比较重视的。当齐桓公问他:

  “然则何以为国?”

  管仲毫不犹豫地告诫齐桓公:

  “唯官山海为可耳!”

  加强山海盐业之利的管理,管仲是不含糊的。